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，体现在多个目标：一是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显著提升；二是农业产业发达并不断升级；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改善；四是农村公共服务提高并接近城镇水平。在安邦（ANBOUND）的智库学者看来，要实现这些目标，解决多年未解的“三农”难题，不能将农村与城市化割裂，也不能将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割裂，同样不能把农村的要素市场与资本割裂。从现代中国市场的发展来看，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是吸引资本进入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。

未来的农村现代化不是单一产业的发展，而且还是一个有时间限定的发展任务——在2020年必须全面消除贫困，实现小康目标。因此，农业农村的发展需要加快速度，不能只通过农业发展的缓慢积累，还要通过引入资本杠杆来撬动农村地区的跨越式发展。我们认为，要做到这些，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于放开农村土地市场。

出于政治上的担心，中国农村改革现在有一道不能突破的“红线”是集体所有制，有一个类似于禁区的改革是土地制度改革。在限制之下，农村地区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过程，没有充分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好处，尤其是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。

有关研究显示，从1990年到2016年这16年间，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了4亿多人，农村人口减少了2亿多人。农村人口出来后，很多人不回去了，80后、90后的打工族本来不会种地，也不会再回农村去种地了。其结果就是，农村的住房、宅基地出现大量的闲置。这些闲置的宅基地、住房，还有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怎么办？由于没有开放土地市场，这些土地将来就是废墟，将来就会有更多的农村逐渐破败、凋零。如果开放土地市场，至少一部分农村土地可以得到有效利用。城里人愿意到农村投资，搞旅游度假、休闲农业，农民把住房或宅基地卖给他们，城里人和村民都可以赚钱，土地就是财富，农民也可以分享到土地的财富收益。

国内学者王小鲁的研究显示，这些年农村人口减少，村庄占地不但没有缩小，还扩大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开放土地。而城市在扩张，却没有土地，土地资源紧张，其结果必然会加剧房价上涨。如果农村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，如参考重庆的地票制度、成都的土地指标转让制度，通过市场进行转让。边远地区闲置的土地如果不能被城市利用，可以把它复垦成耕地，转让土地指标。土地质量问题可以采取措施，例如不同等级的土地可以按一定的系数折算。重要的是，通过这种方式，边远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分享城市化的收益。

现实之中，国内有不少农村地区通过土地指标市场化转让获得发展的例子。如四川一些地区，农民复垦以后转让土地指标，一个村子能多出几千万的收入，有条件把村庄好好地重新改造一遍，家家户户都住上两层小楼，门口有小花园、有停车场，农民的生活条件有大幅度的提高。这种方式占地还减少了一半，节约出的土地资源让农民得到很多好处。因此，开放土地市场会带来土地资源有效的利用，能够给农村发展带来可观的资产收益，也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农村发展起到撬动作用。

除了农村土地指标向城市转让，还有一种方式是吸引城市资本下乡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：一是适度放开农村宅基地市场，实现城乡土地的“同地同权”，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以市场方式出售，这会带来大量的城市资本下乡；二是继续放开农业用地使用权，吸引更多的城市工商资本投入农业，推动农业产业升级。这两个领域都需要在土地改革上有所突破，通过制度保证下的长期使用权出让，来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农村和农业。

要指出的是，中国农村地区幅员广大，类型众多。上述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收益的做法，更适用于解决主要大中城市周边的问题。在偏远地区、传统农业地区、贫瘠地区的农民，可能无法直接从城市化当中受益。解决这些地区的农民的问题，只有用综合的方法，间接从城市化中受益。这些间接的方法包括提升粮食价格、发展特有乡土产品的生产、法律和法规的帮助、通过特殊的财政转移等等。但对于相当一部分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来说，分享土地收益仍是一个重要的措施。

最终分析结论（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）：

振兴乡村战略需要有效率的手段，而农村土地改革就是一个关键措施。在政策上，我们要敢于让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收益，这是今后撬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