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大报告提出,“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,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,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、结构调整、战略性重组,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,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,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”。此后,国内对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讨论明显升温,推进相关改革的氛围也变得浓厚。很明显,中央的反复强调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在安邦咨询(ANBOUND)的研究团队看来,国企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必须突破的重要领域。如果突破了,对经济发展和其他改革都有助益;如果仍然徘徊不前,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沉重拖累。久拖不决的一个结果就是国有资产流失,国有企业的负累也越来越大。
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日前在人民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,长期以来,国有企业管理中“资本”和“资产”不分,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角度而言的国有资本,是经济学中的“资本”概念,而非会计上的“资产”概念。徐忠认为,“资本”与“资产”概念的混淆,再加上债务软约束问题大量存在,使得股债不分、明股实债现象非常突出,很多名义上的国有资本是虚幻的。而且,由于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领域的欠账较大,实际上的国有资本远低于账面水平。
安邦咨询掌握的一组数据,清晰显示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。从2007年到2017年前11月,国企总资产从34.7万亿增加到151.8万亿,增长了337%;同期总负债从20.2万亿增长到100.08万亿,增长了395%;同期总收入从18万亿增长到46.7万亿,增长了159%;同期总利润从1.62万亿增长到2.6万亿,增长了60%。很明显,在过去10年里,国企资产和负债膨胀的速度,远超过其收入和利润的增速。从2007年至2016年,中国的GDP规模从25.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74.4万亿元,增长了1.9倍。这意味着,国企的债务增长比同期GDP规模增长要高1.08倍。这些数据几乎是铁证,国企资产主要是靠负债撑起来的,而国企的投资回报率每况愈下,显示国企是效率极其低下的机构。
长期的低效率发展不仅影响国企本身,还会带来宏观意义上的多重风险,一是国企巨额债务可能形成重大的金融风险,二是国企像史前恐龙一样长期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源,降低国民经济的效率。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国企深化改革的思路到现在,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上已经徘徊了几年,耽误了不少的时间。因此,推进改革迫在眉睫!
如何着手推进国企深化改革?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早在2012年就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——国企改革的“安邦构想”。这一构想的核心思想,通俗地说就是从“管企业”转向“管资本”。而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环节,就是建立国有控股的共同基金,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管理国有资本,而不再具体管理国有企业。在此方案中,共同基金是一个连接国有资本与市场机制的重要载体。财政部作为政府代表只管共同基金,而共同基金则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管理企业。由于有市场化机制,过去国有企业的很多体制问题得以被摒弃。
面向十九大后的发展,我们要指出的是,“管资本”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作用,就是建立起党管理经济的新模式。过去的国企管理体制,包括现有的国资委管理央企,都是党直接管理企业,这已被证明是缺乏效率和不可持续的。如何处理国企市场化管理和党管国企的关系问题?有体制内人士设计出“双层安排”机制,第一层,把国有资本出资人身份与董事会职权结合起来。党可代表多数股权支配董事会决议,既实现党管国企所有权。第二层,成立公司经营层面和面向基层干部、员工的党委,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。
不过在我们看来,“双层安排”仍然面临问题,在第二个层次很可能就会与市场化管理发生冲突和矛盾。但在以共同基金为枢纽的新机制下,则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平衡好市场化经营与党的最终管理的需求。说白了,这种机制相当于党把国有资本交给了“资本家”去管,由“资本家”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;与此同时,“资本家”最终则由党来管。
最终分析结论(Final Analysis
Conclusion):
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要走国有资本管理改革的路子,可以考虑以共同基金为枢纽,把国企交给“资本家”管,把“资本家”交给党管。在我们看来,这不只是一种机制安排,也是一种兼顾经济与政治的智慧。